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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致公黨與中國共產黨偉大合作的歷史緣起探析
http://www.scol.com.cn(2017/6/20 11:56:47)  來源:致公黨四川省委  作者:劉建  編輯:王了

   抗戰勝利后到新中國成立后這段歷史時期,是決定中國命運、充滿戲劇性驚天巨變的歷史時期。在這段歷史時期內,各個黨派對國家的新生充滿了熱切的期待,他們發揮各自的聰明才智,對國家的未來各自勾勒出美好藍圖并竭力去尋找實施的機會。最終由于中國共產黨走向全面勝利而創建了其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中國特色政治制度。
  尤其是1945年至1947年這一時期,這是一個中國歷史上黑暗與光明不斷較量,中華民族命運究竟該向何處去、國家命運面臨嚴峻考驗的歷史階段。
  在此階段,中國雖然取得了8年抗戰的完全勝利,但是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在美帝國主義支持下,堅持要維持一個獨裁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聯合專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而當時代表著全國最廣大人民利益的中國共產黨,則堅定地主張建立一個“獨立、民主、自由、富強的,以人民民主專政為政體的全新國家”。一個要獨裁——要將歷史拉向倒退、使人民再次回到民不聊生的舊社會;一個要民主——關心民眾疾苦、積極爭取把國家引向新生,建立一個讓廣大人民過上幸福生活的新國家。中國歷史、中國人民,以及置身其中的中國各派政治力量尤其是各個政黨,無不面臨著“兩種命運、兩種前途”的艱難抉擇而別無它途。
  在此中國命運轉折的歷史關頭,中國致公黨同樣面臨著該向何處去的歷史抉擇,在革命與反革命的生死搏斗中,中國致公黨等中間黨派最終沒有中立的余地,最終分屬于國共兩大陣營,而其中多數投奔中國共產黨、建立新中國。
                一
  中國致公黨自1925年正式成立以來,就秉承洪門致公堂舊有的愛護國家、愛護民族的精神,祈盼國內政治、經濟、社會的合理改革,通過實現真正民主政治這一途徑致力于國家富強,使國內人民享有政治、經濟的自由;使海外僑胞獲得強國人民所應享有的平等待遇。
  抗戰結束后,強敵投降,舉國上下莫不歡騰,原以為從此以后國家再無戰亂,人民將會長久享受太平盛世,專心建設新國家,政治可以走上民主的康莊大道……但凡熱心國家大事的人們,無論是個人或者團體成員,都愿誠心誠意、摒棄以往的成見,齊心協力致力于建設民主的新國家這一頭等大事。
  各個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著實為國家的前途帶來一縷曙光。然政協墨跡未干之際,在當權的國民黨召開的六屆二中全會上,一些買辦、財閥、封建官僚為繼續維持其特權地位,勾結美帝國主義,肆意破壞政協會議協定,中國民主政治的努力功虧一簣!
  于是在國內,一批借內戰圖謀私利的買辦官僚、封建軍閥,假借和談為煙幕彈,打著制憲的幌子,實行的卻是擴大內戰政策,加緊吮吸人民膏血的政策;同時在國際上,美國總統杜魯門仰仗美國財閥的意旨,企圖獨霸世界,拋棄羅斯福總統聯合民主國家消滅法西斯侵略的光榮傳統而提倡壓迫各國民主力量以及反對蘇聯。杜魯門更以中國為遠東反蘇的前哨,以金錢物質片面支持國民黨好戰分子擴大中國內戰,并將美國武裝軍隊長期駐留中國,使內戰煙火彌漫于四方,使全國人民生靈涂炭。
  中國致公黨深憂當時國家與民族所存在的危機,認為危機實為有史以來前所未有!
  ——政治上,國民黨政府獨裁專制,特務肆虐,仇視人民,賄賂橫行,無官不貪、無吏不污,魚肉人民,無所不至。國民黨政府的卑鄙齷齪貪婪狠毒的行為,不僅史無前例而且罄竹難書。
  ——經濟上,由于所謂《中美商約》的簽訂、新公司法的頒行,使得全部民族工商業摧毀殆盡!買辦利用政權壟斷國內外貿易得以自肥,導致普通公私商業陷于奄奄一息;農村壯丁因服兵役離開土地,導致勞動力短缺,農業生產隨之銳減,加之政府的實物征收、征借、征購,地主對佃農的榨取,農民完全失去再生產的能力,農業陷于破產之境地。失業者遍及全國,物價飛漲,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都無法維持。
  ——財政上,苛捐雜稅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其數目種類極其繁多。另一方面,稅吏貪污,稅收難入國庫。此外,權貴與地主的阻撓使得各種直接財產稅難以征收,遂使政府無法收支平衡而濫發紙幣導致通貨惡性膨脹,刺激物價飛漲。加之政府信用低落,外債不能借,內債不能銷。政府財政到了山窮水盡、毫無辦法的境地。
  ——社會上,貧富懸殊,買辦官僚窮奢極欲,普通人民無以為生,怨聲載道,導致盜匪遍地、餓殍遍地。政府的救濟毫無蹤影,遑論教育、衛生?
  由此可見當時國家民族危機之嚴重。而內戰不斷擴大,更使得大量生命與財產消耗在無情的戰火之中,加劇國家民族危機。
  二
  在此歷史危急關頭之下,中國致公黨應運時勢,召開了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大會在年初即行準備。1947年2月10日,中國致公黨中央向各地方總部、分部、支部發出召開“三大”的通告(復字第四號):
  為通告事:查本黨自民國十四年改組成立,民國二十年再經代表大會決議設立中央干事會以來迄今十余載,正當黨務猛進期間,適總理陳公競存不幸逝世,當時即由中央干事會暫維持現狀擬俟再開大會解決一切,又值抗戰事起不能如意。抗戰結束后,去年五月一日正式恢復工作,當經先后發出通告及函件各在案,茲為適應當前國內趨勢,本黨須趕緊檢討已往工作決定今后方針,加強組織配合潮流應得與民主陣線各友黨并肩共進以盡建國職責,現經本會第十二、十三兩次會議,眾認為有此必要乃決議于國歷本年五月一日在廣東省某地召開本黨全體代表大會記錄在案,為此通告。
  希經總部預先準備各項提案并選派代表二名出席,先期于國歷四月二十五日前到達本黨駐港辦事處報道,事關本黨前途至為重大,務盼照行勿稍延誤為要,再關于開會經費一事亦經本會決議所有各地到會代表來回川費請自備,至開會期內膳宿兩項則由本會招待,并希查照附提案注意事項一紙,藉供參酌。特此通告。
  中國致公黨印(民國36年2月10日)
  1947年5月1日—5月10日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香港(嚴錫煊家)召開。到會代表有李濟深、陳其尤、陳寅生、黃鼎臣、雷榮珂、鐘沃梅、肖重光以及美國舊金山和馬來西亞代表(英國利物浦、美洲墨西哥、古巴和大溪地委托在港成員參加)等40余人。中國共產黨南方局代表連貫亦出席本次大會。
  大會主要內容包括:
  (1)討論修改了《中國致公黨政綱》和《黨章》;(2)發表了《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告海外同胞書》和《致杜魯門總統文》;(3)一致決議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其中《政綱》規定:中國致公黨今后將努力“為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自由而奮斗”。“國家主權屬于全體人民,反對個人獨裁和一黨專政,必須在普選條件下融各黨、各派建立舉國一致的聯合政府”。 “國家政體采取民主集體中制,由普選產生的人民代表組織國民大會,制定憲法”。
  根據當時的認識,《政綱》主張:經濟建設方針實行全國計劃經濟;人民有經營企業的自由,勞工利益受法律保護;反對國營事業的官僚化和私人企業的獨占化;獎勵僑胞向國內投資,并保障其合理利益;利用外資發展生產力,但必須不損害國家主權的完整;在農村逐漸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保障農民不斷提高生活水平。
  同時《政綱》還主張設立僑務機構,實行護僑政策;運用外交手段向所在國交涉,廢除對我國僑胞的各種不平等法律,保護僑胞的權益。此外,《政綱》還在財政、軍隊、外交、教育與文化建設各方面對新中國的建立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大會宣言強烈譴責內戰,強調“若內戰而能即行結束,則一切問題均易于解決;若內戰不斷繼續,則一切問題永無解決之方”,停止內戰“是為本黨主張”。
  大會熱切向往民主政治:“誠以真正民主政治,政府乃由人民選舉,受人民大眾實際之監督,則其所措施,方不能不尊重人民的意見,其行動方不能不代表人民之利益。”“中國所有一切重要問題,在政治未能實現真正民主之前,則毫無根本改善之方法;若政治果能真正實現民主化之后,則一切困難,皆可迎刃而解。”“對于僑胞之保護政策,方可有力實施”。
  大會強調中國致公黨“為貫徹平日愛護國族的之主張,目前必須為中國政治民主化而奮斗到底!”
  三此次代表大會是中國致公黨歷史上具有重大歷史轉折意義的一次大會。
  其意義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三大”通過的《中國致公黨政綱》、《中國致公黨章程》、《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國致公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告海外同胞書》等四個重要文件全面地反映了致公黨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政治主張和奮斗目標:“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實現民族解放、國家富強、人民自由,結束一黨專政,建立民主新中國”,表明中國致公黨的指導思想已由資產階級領導的舊民主主義上升到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的高度,解決了革命的對象、性質、任務等重大問題。
  (2)“三大”在黨的組織上吸取了一批非洪門人士入黨,而且還選舉他們進入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這為致公黨從上到下都注入了新鮮血液,使領導機構比較健全而充滿活力。同時,“三大”對致公黨進行了組織上的改組,基本上結束了此前“黨、堂不分”、“黨、堂并存”的格局,實現了黨、堂在組織上的分離。致公黨經過抗戰的風雨洗禮和戰后黨員的重新登記,以及本次大會選舉的新的中央領導機構,遂使致公黨從上到下,組織更加純潔和更具戰斗力,為“三大”以后的致公黨參加新中國史無前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組織保證。
  (3)“三大”一致決議中國致公黨加入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宣布致公黨從此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并有效地組織和領導全黨進行爭取和平、民主的斗爭,并同在香港的其他民主政黨加強團結合作,以各種方式支援國統區人民的革命斗爭。對于國內外發生的重大事件,致公黨亦積極作出反應,發表談話闡明自己的觀點和立場。與1925年的“一大”相比,此次大會在政治上鮮明地提出了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表明重建后的致公黨在觀察和處理中國革命問題上,已經脫離了舊有軌道,上升到了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高度。與“一大”相比,此次大會的中心任務已不再囿于傳統的“懇親”主題,而是確立了堅定跟共產黨走的正確政治路線。這是一個偉大的轉折,是本黨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
誠如后來本黨主席黃鼎臣所指出的:
  這次代表大會是特別值得紀念的,因為它是本黨歷史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標志著本黨由一個沒落時期的舊民主主義政黨,轉變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義進步政黨。  
  這次大會形成的一系列重要決議,不僅表達了全體同志和所聯系群眾要求祖國獨立、民主、繁榮、富強的強烈愿望,并引導著本黨和所聯系的群眾參加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跟上了偉大的革命時代奮勇前進。

  總之,致公黨“三大”是致公黨歷史上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它使致公黨在政治上擺脫了“興漢救國”的傳統封建時代觀念,明確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中國革命所要打倒的對象。革命目標是民族解放,結束一黨專制,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使致公黨在組織上開始由若隱若現的封建幫會性組織的泥潭中徹底解脫出來,成為民主黨派之一員,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使致公黨的歷史方向發生了根本轉變。
  所有這些均標志著中國致公黨由一個舊民主主義政黨完全轉變為富有生命力的新民主主義的進步政黨,從此走上了與中國共產黨合作的歷史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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